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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 ｜论暴力
20世纪思想家、政治理论家
因为暴力(violence)——和权力(power)、武力(force )以及强力(strength)不同——总是需要工具(正如恩格斯很久以前所指出的)， 所以，技术革命、工具制造上的革命对战争具有尤为重要的影响。暴力行动的实质受到手段—目的这一范畴的支配，如果用在人类事务上，这一范畴的主要特征往往是，目的面临被手段压倒的危险，而本来应该是目的为手段提供理由，需要手段来达到目的。因为人类行动的目的与制造活动的产品不同，根本无法获得可靠的预测，所以用来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常常和未来世界、而不是意图目标的关系更为密切。
此外，一切人类行动的结果都不为行动者所控制，暴力则给自己添加了任意性的因素；在人类事务中，还没有什么比战场更能让运气，无论是好运还是厄运，扮演决定性的角色，这种完全无法预料的因素的侵扰不会消失，即便人们称它为“偶发事件”，并且试图用科学来消除它；模拟实验、剧本提纲、博弈理论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都不能消除它。这些事情里没有确定性，甚至在某种可计量的情况下，消灭彼此也不是完全确定的。那些试图完善毁灭手段的人最终使技术进展到某种水平，在此，他们的目的，也就是战争，借助于任由其控制的手段而最终消失了。这一事实就像一个反讽，它提醒我们注意这一无孔不入的不可预期性，当我们进入暴力领域中，我们就遭遇到这种不可预期性。战争依然存在的主要原因既不是人类隐秘的求死欲，也不是难以遏制的攻击本能，甚至不是貌似合理的裁减军备所固有的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而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在政治领域中，还没有什么能够代替这一国际事务的最后仲裁者。霍布斯是对的，他说过：“没有剑的契约不过是一句空话。”
的确，在这些情况下，极少有事情比过去几十年里信任科学头脑的人的声望在政府部门中不断提升这件事情更令人震惊的。问题并不在于他们足够冷静，去“思考那些不可思考的事情”，而在于，他们根本不思考。他们并不沉浸于这种过时的、无法计算机化的能力，而是考虑某些假定的后果，不过，他们并不能通过实际情况来检验他们的假定。这些对未来事件的虚设构造中所包含的逻辑缺陷总是同样的：一开始表现为假定的东西——无论是否包含替代品，根据其复杂程度——通常在几段之后就立刻转变成一个“事实”，而这个事实又盘活了整个系列的类似的非事实，结果是，整个事情的纯粹推断性却被遗忘了。毋庸说，这不是科学，而是伪科学，用诺曼· 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话来说，这是“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孤注一掷的尝试”，“模仿科学的表面性质，而那些科学实际上具有重要的知识内容”。近来，理查德· N. 古德温(Richard N. Goodwin)在一篇评论中指出，“对这种战略理论”最显著并且“最深刻的反驳不是它有限的效用，而是它所包含的危险，因为它会引导我们相信，我们已经理解了这些事情，并且掌握了它们的走向，而事实上我们并不理解”，这篇文章极其出色地勘查了诸多此类虚张声势的伪科学理论之“无意识的幽默”特征。根据定义，事件就是所发生的中断常规进程和常规程序的事情；只有在一个没发生什么重要事情的世界之中，未来学家的梦想才可能成真。对未来的预想只不过是对当前自动进程和程序的投射，也就是对那些如果人们不作为，也没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就会出现的过程的投射；一切行动——不管好坏——和事故都必然会破坏整个格局，而预想就是在此之中运作的，它要在那里获得证据。(幸运的是，“大量未曾预料的事情远远胜过政治家的审慎”，蒲鲁东这句曾经的评论依然是真理。它甚至更加明显地超过专家的计算。)把这样未曾预料的、未曾预想的并且无法预期的事情称为“偶发事件”或者“过去的最后一息”，斥责它们是无关紧要的，或者是著名的“历史垃圾堆”，是这一行业中最古老的伎俩；毫无疑问，这种伎俩帮助整理理论，不过，这要付出使它更加远离现实的代价。危险在于，这些理论不仅因为从实际可辨明的当下潮流中提取证据而貌似合理，而且，它们尤其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具有某种催眠效果；它们催眠了我们的常识，而常识正是我们感知、理解和面对现实与事实的心智机体。
谁要曾经思考过历史和政治，他就不可能会对暴力在人类事务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一无所知。粗略一看，暴力一直以来很少受到特别关注，这实在令人吃惊。(在最新版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暴力”一词甚至连个条目都算不上)。这表明，暴力及其任意性在很大程度上被当作理所当然，并因而被人们忽视；没有人会质疑或者检验那些对所有人来说显而易见的事情。那些在人类事务中只看到暴力的人使人们相信，这些事务“总是随意的、不严肃的、不确切的”(勒南[Renan])，或者上帝永远带着兵戈，他们对暴力和历史也没有说出更多的东西。任何要从过去的记载中寻求某种意义的人，都几乎必定会把暴力看作是一种边缘现象。无论是把战争称作“政治借助其他手段的延续物”的克劳塞维茨，还是把暴力定义为经济发展加速器的恩格斯，他们的重心都在政治和经济的延续性上，在一个仍然由先于暴力行动的事件所决定的过程的延续性上。因此，直至近来，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们仍然认为：“与民族力量的深层文化根源相悖的军事决策不可能稳固，这一说法是至理名言”，或者，用恩格斯的话说，“在国家的权力结构与它的经济发展相抵触的任何地方”，采用暴力手段的政治力量都将失败。
如今，所有这些关于战争与政治或者暴力与权力之间关系的陈旧说法都已经不适用了。“二战”并没有带来和平，而是冷战和军事—工业—劳动复合体的建立。谈及“优先考虑制造战争的潜能作为社会中的原则性构造力量”，坚持“经济体系、政治哲学和法令大全服务于并且延伸到战争体系，而非相反”，断言“战争本身是基本的社会体系，在此之中，其他次级的社会组织相互冲突或者共同密谋”——所有这些听起来似乎都比恩格斯或者克劳塞维茨在19 世纪的言论更加合理。战争技术的实际发展甚至比《来自铁山的报道》(Report from Iron Mountanin )的匿名作者所提出来的倒转的论断——战争并非“外交(或者政治，或者追求经济目标)的延伸”，相反，和平是战争以其他手段的延续物——更有说服力。用苏联物理学家萨哈罗夫的话来说， “热核战争不能被看成是政治借助其他手段的延续物(根据克劳塞维茨的断言)。它可能是一种全面自杀的手段。”此外，我们知道，“少许武器就能够在片刻间消灭国家力量的其他所有资源”，有人已经认为，生化武器使得“一小群人就可以……搅动战略平衡”，并且它足够廉价，以至于“那些没有能力发展核武器的国家”也能够生产，“几年之内”机器人士兵就将让“人类士兵完全过时”， 最后，在常规战争中，穷国将比大国更加不易受到打击，只因为它们“不发达”，而在游击战中，技术优势要比“贵重的装备更容易得到”。所有这些新添的让人不安的因素完全颠倒了权力和暴力的关系，并且预示了小国和大国未来关系的倒转。任何特定国家能够支配的暴力数量可能不再是国家力量的可靠标志，或者抵抗实际上更小更弱的国家的破坏的可靠保障。这和政治学的一个古老洞见有着不祥的相似性，即权力不能用财富来衡量，过量的财富可以腐蚀权力，对共和国的权力和安康来说，富裕尤其危险——这个洞见并没有失效， 因为它一直被人遗忘，尤其是当它所包含的真理适用于暴力武器从而获得新的有效性维度时。
在理论层面上还有一些例外。乔治· 索雷尔(Georges Sorel )在本世纪初试图将马主义和柏格森(Heri Bergson )的生命哲学结合起来——结果表面上与萨特时髦的存在主义和马主义的混合物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他用军事词汇来思考阶级斗争；不过，在结尾，他提出，没有什么比著名的总罢工神话更加暴力了，而如今，我们会更倾向于认为，这种行动方式属于非暴力的政治武器。50 年前，即便这种温和的提议都使索雷尔招致法西斯主义者的恶名，尽管他狂热地支持列宁和俄国革命。在给法农(Fanon )的著作《全世界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所写的前言中，萨特对暴力的赞誉远远胜过索雷尔著名的《思考暴力》(Reflections on Violence )——甚至超过法农本人，他希望为法农的论点作个总结——但他仍然提及“索雷尔的法西斯言论”。这表明，萨特对于他与马克思在暴力问题上的根本分歧毫无意识到了何种程度，尤其是当他说，“不可遏制的暴力……就是人类自身的再创造”，正是通过“疯狂的愤怒”，“大地上受苦的人”才“成了人”。这些看法极为引人注目，因为人的自我创造这个观念深深植根于黑格尔和马克思思想的传统之中；这个观念正是所有左派人道主义的基础。但是，根据黑格尔的看法，人是通过思想“生产”自己的， 而马克思则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翻转过来，对他来说，是劳动，这种人类与自然进行新陈代谢的形式，实现了这一功能。虽然有人可能会争辩，所有这些关于人的自我创造的看法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人类状况的事实性的反抗——无论是作为自然物种的一员还是作为个体，人都无法掌握自己的生命，没有比这更明显的了——因此，萨特、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共同看法比这种非事实(non-fact)所产生的具体行为更为重要，但是，仍然不可否认，思考和劳动这种本质上和平的活动与所有暴力行为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杀死一个欧洲人是一石二鸟……剩下的是一个死去的人和一个自由的人”，萨特在序言中这样说道。马克思从来不会写出这样的话。
我引用萨特的话，是为了表明革命者思想中出现的这种新的朝向暴力的转变，这一点就连他们最具代表性的、最能言善辩的代言人都未能注意到，由于这显然不是观念历史中的抽象概念，就更值得关注了。(如果人们翻转“思想”这一“唯心主义的”概念，那么他们可能就会想到“劳动”这一“唯物主义的”概念；人们绝不会想到暴力这一观念的。)毫无疑问，所有这些都有其自身的逻辑，但这是经验的产物，而这种经验是以往任何时代的人都不曾知晓的。
新左派的激情与活力(élan)、他们的信誉，事实上是与现代武器不可思议的自毁式发展紧密相连的；这是在原子弹的阴影下长大的第一代人。他们从父辈那里继承了以刑事暴力大规模干涉政治的经验：他们在高中和大学里知道了集中营和灭绝营，知道了种族灭绝和酷刑，知道战争中大批屠杀平民，而如果没有这一切，那么即便只限于“常规”武器，现代军事行动也不再可能。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憎恶任何形式的暴力，以及对非暴力政治的几乎理所当然的拥护。这一运动获得巨大成功，尤其是在公民权利领域，随之而来的是反对越战运动，它已经成为决定这个国家的舆论氛围的重要因素。但是从那以后情况已经变了，非暴力的拥护者变得被动，这一切也不是秘密。有人宣称，只有“极端主义者”才倾向于赞誉暴力，这些极端主义者还发现——就像法农笔下的阿尔及利亚农民——“惟有血债血偿”才是真理，这类说法毫无意义。新的好战分子被称为无政府主义者、虚无主义者、法西斯分子以及看起来更有说服力的“路德派捣毁机器者”， 学生们使用同样无意义的口号，诸如“警察国家”、“晚期资本主义潜在的法西斯主义”以及看起来更有说服力的“消费社会”来还击。他们的行为被归咎于各种社会和心理因素——在美国对他们的成长过于放任自由，在德国和日本对过多权威反应激烈，在东欧缺乏自由，而在西方则过度自由，在法国学习社会学的学生工作稀缺，在美国则几乎各行各业都职位过剩——所有这些因素看起来都足够合理，但是，它们显然和某个事实冲突，即学生造反是一种全球现象。看来这一运动的社会共性并没有受到关注，不过，从心理学上来看，这一代人在每个地方看起来都具有十足的勇气、令人吃惊的行动意志，以及同样令人吃惊的对变革可能性的坚信。但是，这些特征并非缘由，如果有人问，是什么实际上导致了这场遍及全世界的完全未曾预料的大学运动，那么忽略以下这个最显而易见、也可能最有影响力的因素就显得非常荒谬了，这个因素既没有先例，也没有类似的东西——它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技术的“进步”在许多情况下直接导致灾难；这一代人所教授和学习的科学看起来不仅不能消除他们拥有的技术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而且已经达到了某个发展阶段，在此阶段，“你所能做的事情没有不会导致战争的”。(当然，对大学的廉正来说——用参议员富布赖特[Fulbright] 的话来说，当大学开始依靠政府主持的研究项目，它们就失去了公众的信任——没有什么比得到严格执行的与战争指导的研究和一切相关事业的分离更加重要的事情了；不过，指望这就能改变现代科学的本性或者阻止战争的进行，就太幼稚了，否认由此导致的缺陷可能会导致大学标准的降低，这也是幼稚的。这种分离看起来惟一不会导致的事情是全面撤回联邦基金；因为正如麻省理工学院的杰尔姆· 莱特文近来指出的，“政府不能不支持我们”——正如大学不能不接受联邦基金；但是，这只不过意味着，他们“必须学会如何不再需要金融支持”[ 亨利· 斯蒂尔· 康马杰(Henry Steele Commager)]，考虑到大学的权力在现代社会中的极大提高，这就是一个困难但绝非不可能的任务。)简单地说，技术和机器的似乎无法抵制的增长绝非仅仅威胁到某些失业的阶层，而且威胁到所有国家、所有人类的生存。
新的一代会比那些“三十开外”的人更加关心世界末日的可能性，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不是因为他们更年轻，而是因为这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决定性经验。(对我们来说还只是“问题”的东西“已经融入了年轻人的血肉之中”。如果你问这一代人中的一员两个简单的问题：“你希望50 年以后这个世界是怎样的？”和“你希望5 年以后你的生活会怎样？”那么，答案之前经常加上了“如果那时世界还存在”和“如果那时我还活着”。用乔治· 沃尔德(George Wald )的话来说，“我们所面对的是这样一代人，他们根本不确定会有一个未来”。因为，正如斯彭德所说的，未来“就像埋在现在里的定时炸弹，滴答作响”。有一个问题经常听说：这一新生代是谁？对此人们倾向于回答，是那些听到滴答声的人。对另一个问题“完全否定他们的人是谁？”的回答可能是，那些不知道、或者拒绝面对事情真相的人。学生造反是一种全球现象，当然，它在各个国家、各个大学的表现形式则迥然不同。暴力实践尤其如此。暴力主要还只是理论和修辞上的事务，代际冲突与实实在在的团体利益冲突并不吻合。在德国，情况显然正是如此，终身教授在过多的讲座和研究班中保有既得利益。在美国，当警察和警察暴行介入本质上非暴力的游行示威：占领行政大楼、静坐示威等，学生运动就会严重激化。只有出现校园黑人权力运动时，严重的暴力才登场。黑人学生大部分都承认缺乏学术修养，并且将自己组织成一个利益集团、黑人共同体的代表。他们的利益就是降低学术标准。他们比白人造反者更加谨慎，但是，从一开始(甚至在康奈尔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事件发生之前)就很清楚，黑人学生的暴力不是理论和修辞上的事务。此外，西方国家的学生造反不能指望在校园之外的任何地方获得民众支持，并且，当它使用暴力手段时，就会遭到公开的敌视，这已经是一条规律了，而支持黑人学生的言词或者实际暴力却获得大量黑人小团体的支持。黑人暴力的确可以被看成是和美国上一代人的劳工暴力类似；就我所知，虽然只有斯托顿· 林德(Staughton Lynd )曾经明显地提出了劳工暴乱和学生造反之间的类似，但是，学术机构令人不解地更多倾向于屈从黑人的要求，即使它们显然是愚蠢无耻的，而不是为白人造反者的非利益的通常具有很高道德价值的主张让步，看起来甚至这些学术机构也用这种方式来思考，在面对利益加上暴力时比面对事关非暴力的“参政民主”时更觉得安心。大学权威给黑人的要求让步，这常常被解释为白人共同体的“负罪感”；我认为，这就像行政部门和托管委员会一类的机构并没有完全认识到官方《关于在美国的暴力的报道》(Report on Violertce in America )的结论所包含的明显真理：“如果武力和暴力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它们就是社会控制和说服的有效手段。”
新近出现了学生活动对暴力的赞誉，这是不可否认的，它具有令人费解的特殊性。新近的好战分子的言辞显然受到法农的激发，他们的理论观点通常只是各种马主义残羹冷炙的大杂烩。的确，任何人如果曾经读过马恩的著作，都会对此感到困惑。谁还可能把信赖“无阶级的游手好闲者”，相信“流氓无产者是造反的城市先锋”， 并且确信“暴徒为人民指明道路”这样的意识形态称为该主义呢？萨特以他高超的文辞技能表达了这一新的信仰。受到法农著作的鼓励，他现在相信，“暴力如同阿喀琉斯的长矛，能治愈它所造成的伤口。”假如事实如此，那么报复就成了包治百病的万能药了。这种理想比索雷尔的总罢工理想更加抽象，也更加脱离实际。它等同于法农的一些最糟糕的过激言辞，比如，“宁可有尊严地忍饥挨饿，也不愿受奴役中有面包吃。”反驳这一说法无须历史和理论；任何人只要对人体的种种运动过程稍加观察，就会知道这一说法是错误的。不过，如果他说的是，宁可有尊严地吃面包，不愿受奴役吃蛋糕，那就失去了修辞的魔力。
假如人们读过这些不负责任、冠冕堂皇的言论——我所引用的这些言论都相当有代表性，除了法农比其他大部分人都更努力贴近现实以外——而且从我们有关造反史和革命史所了解的知识的角度来观察这些言论，那么他们就会倾向于否定它们的重要性，并把它们归结为一时的情绪或者这些人情感中的无知和高贵。当他们遭遇史无前例的事件和发展，心中却没有任何处理问题的手段时，他们就会令人吃惊地把那些马克思希望一劳永逸地从革命中解除的思想和情感拿出来重新使用。又有谁曾经质疑过：被损害的人梦想拥有暴力，受压迫的人“至少曾经梦想”自己站到了压迫者的位置上，穷人梦想拥有富人的财产，受迫害的人梦想“把猎物和猎人的角色”对换，最后的人梦想“最后成为第一，第一变成最后”的王国？正如马克思所洞见的，关键在于梦想从未成真。奴隶造反和被剥夺继承权的人与被压迫的人中的起义实属罕见，这已是众所周知的；在所发生的少有几次情况下，也正是“疯狂的愤怒”把每个人的梦想变成了噩梦。就我所知，这种“火山般”爆发的力量从未像萨特所说的那样，“相当于给他们施加的压迫力量”。将民族解放运动和这样的爆发等同，就是预示这些运动注定要失败——这与不太可能的胜利不会导致世界(或体制)的改变，而只会导致人员的变动这一事实完全不同。最后，如果认为存在“ 第三世界的联合体” 这样的事情，并在非殖民化时代提出新的口号“ 所有不发达国家的人民联合起来！”( 萨特语)， 就只会更大规模地重复马克思最糟糕的幻想， 并且更不合理。第三世界不是现实， 而是意识形态。问题仍然是，为什么有那么多时新的鼓吹暴力者没有意识到他们和卡尔· 马克思的学说之间的决定性分歧？或者换一种说法，为什么他们如此固执地坚持那些不仅被现实进程所驳斥、而且显然和他们自己的政策不一致的观点和学说呢？这场新的运动所提出的一个积极的政治口号，即主张“ 参与性民主”， 已经得到了全世界的响应，并构成东西方造反运动最重要的共同点。它来自革命传统中最优秀的部分——也就是议会制， 它总是受挫， 但它却是自18 世纪以来所有革命惟一真正的成果。但是， 在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中， 我们找不到任何字面上或者实质上涉及这个目标的地方， 与此相反， 他们两人的目标是这样的社会，在此之中，对公共活动和参与公共事务的需求将会和国家一起“ 消失”。新左派的口号在理论问题上出奇的懦弱， 和它在实践中勇敢无畏形成奇怪的对照， 所以它仍然停留在夸夸其谈的阶段， 它被召唤用来含混地反对西方的代议民主制（甚至它仅有的代表功能也即将丧失，取而代之的是庞大的政党机器，它“代表”的不是政党成员，而是政党官员）和原则上排除参与的东方式权势独占。
在这种奇怪的对过去的忠诚之中，更令人吃惊的是，新左派看起来完全不知道造反具有何种程度的道德特征——如今这已经是一个普遍接受的事实——这和它的马克思式的论调相互冲突。的确，关于这场运动，没有什么比它的无私性更加令人震惊的了；在一篇发表在《公共利益》(1968 年7 月26 日)上的关于“1968 年法国革命”的文章中，彼得· 斯坦菲尔斯(Peter Steinfels )非常正确地写道：“根据其后来对索邦官员的蔑视和口号‘社会革命是道德革命，否则它就什么都不是’，佩吉(Péguy )本来可以成为这场文化革命合适的庇护者。”
当然，每一次革命运动都是由一些无私者所领导的，他们受到同情心或正义感的鼓舞，马克思和列宁当然也是如此。不过，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马克思极力抵制这些“感情”——如果当权者用“感伤主义”来草草打发道德论证，那么它倒是更加接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而非造反派——并且用领导者是人类的先锋，体现了人类历史的最终利益这类说法来解决“无私的”领导者这一问题。不过，他们仍然首先维护劳动阶级的非虚构的、实实在在的利益，并且支持它；只有这一点给了他们一个在社团之外的坚实的立足点。而这一点正是现代的造反派从一开始就缺乏的，也正是他们所不能找到的，尽管他们极力寻求大学之外的联盟。所有国家中工人们对此运动的敌视有据可查，在美国所有和黑人权力运动——这一运动中的学生们更加紧密地植根于他们自己的共同体，因而在大学里处于更有利的位置——的合作完全崩溃，这些都让人对白人造反派深感失望。(在黑人权力运动中，人们拒绝为不同肤色的“无私的”领导者扮演无产阶级的角色，这是否明智是另一个问题。)在德国这个青年运动的老家，如今有一个学生团体建议将“一切有组织的青年团体”排列登记，这并不让人吃惊。这一建议的荒谬之处显而易见。
我并不确定，对这些不一致性的解释最终会是怎样；不过，我怀疑这种对一个典型的19 世纪的学说忠心不二的深层理由和进步观念有关。这些人不愿弃绝将自由主义、社义和共义统一纳入“左派”的概念，但是这个概念又无法达到我们在卡尔· 马克思的著作中所发现的合理性和复杂性的程度。(不一致性向来就是自由主义思想的阿喀琉斯之踵；它既要毫不动摇地坚持进步观，又要同样顽固地拒绝依照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思想来赞誉历史，而只有依照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思想才能证明并且保证这种不一致的正当性。)
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是不断进步的这种观念在17 世纪之前还不为人知，18 世纪时发展成了一种相当普遍的观点(hommes de lettres)，到了19 世纪则成了几乎普遍接受的信条。不过，早期的这一观念和它的最终阶段之间的差别是决定性的。17 世纪——就这方面来说，帕斯卡尔和丰特内勒(Fontenelle)是最好的代表——把进步看成是几个世纪的知识积累，到了18 世纪，“进步”这个词就隐含了“人类的教化”的意思(莱辛的Erziehu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s)，教化的终点和人的未来一致。进步不是无限的，马克思的无阶级社会被看成了自由王国，它可能就是历史的终点——它常常被解释为基督教末世论和犹太教弥赛亚主义的世俗化——这种看法实际上仍然是启蒙时代的标志。不过，从19 世纪开始，所有这些限制都消失了。用蒲鲁东的话来说，现在，运动(motion )是“原始作为(le fait primitive)”，“只有运动的法则才是永恒的”。这种运动无始无终：“运动存在：那就是全部！(Le movement est；voilà tout ！)”就人而言，我们所能说的只有“我们生来可能完美，但我们永远不会完美。”马克思借鉴黑格尔的这种观点——每一个活的有机体都孕育着后代的种子，每一个旧社会都以同样的方式孕育着自己的继任者的种子——的确不仅最巧妙，而且也是历史进步永不停息的惟一可能的理论保障；既然这种进步运动被认为是来自对立冲突，那么，就有可能将每一次“倒退”都解释成一次必要却是暂时的反复。
当然，将最终的分析建立在一个隐喻的基础之上，这种保障物并不是建立体系的最坚固的基石，不过很不幸，马主义和其他许多伟大的哲学体系都是如此。一旦人们拿它和其他的历史概念——比如“永恒轮回”，帝国兴衰，本质上毫无关联的事件的任意杂陈——相比较，它的巨大优势就变得明显，所有这些其他的历史概念都同样能够找到证据并且得到辩护，但是，没有一个能确保线性时间的连续和历史的持续进步。在这一领域内惟一的竞争者就是视黄金时代为历史开端、万物之源这一古老的观念，但是，它暗地里非常令人不快地确信历史是持续衰退的。为了找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我们只需跨入未来，对此我们也是不由自主，但是这种安慰人的想法却包含一些令人忧伤的副作用。首先，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人类的整个未来对个体的生活毫无助益，一个人惟一确定的未来就是死亡。如果我们撇开这一点不谈，而是只从总体上考虑，那就会有明显的证据来反对进步，用赫尔岑的话来说，“人类发展是一种按年代顺序排列而愈发不公平的形式，因为后代们能够享受他们先人的劳动成果，却无须付出同等的代价”，或者，用康德的话来说，“这将总是让人迷惑……前人们辛勤劳作，似乎只是为了后人……而且只有最后的人才会有幸住进(完成的)房子里”。
不过，这些缺陷极少为人注意，进步观念的一个巨大优势远远胜过这些缺陷，这就是，进步观念不仅能够合理解释过去而无须打破时间的连续性，而且能够用来指引未来的行为。马克思在翻转黑格尔的观点时发现：他改变了历史学家们眼光的朝向，他们不再朝着过去的方向看，如今，他们可以满怀信心地面向未来。进步观念回答了“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这一令人烦恼的问题。最起码这个答案可以是：让我们所拥有的变得更好、更强等等。(自由主义者对发展的乍看上去非理性的信仰，也就是如今我们所有的政治和经济理论的典型特征，是建立在这一看法的基础之上的。)在左派更精巧的层面上，进步观念教导我们把当前的矛盾冲突发展成它们固有的综合。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得到保证：不会有全新的、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只有我们已知事物的“必然”结果。用黑格尔的话来说，“除了已经存在的，不会有任何别的东西出现”， 这句话多么振奋人心。
我无须补充说，在本世纪，我们常常被迫面对完全未曾预料的事情，所有这些体验与这些观念和学说形成鲜明的对比，后者之所以大受欢迎，看起来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舒适的、纯理论的或者伪科学的逃离现实的避难所。学生造反运动几乎完全是由道德动机激发的，它当然算得上是本世纪的一桩完全未曾预料的事情。和前辈一样，这一代人所受的教育也只是利益分配的社会和政治理论的不同分支，它给我们上了关于操控，或者毋宁说关于操控的限度的一课，对此，我们最好谨记在心。人们可能受到物理压力、虐待或者饥饿的“操控”， 他们的意见也可能被有意的、有组织的错误信息任意改造，但这不是通过“隐蔽的游说者”、电视、广告或者任何其他自由社会中的心理学手段来达成的。很遗憾，理论脱离现实，它就至多只是一件冗长乏味、靠不住的事情。这些痴迷操控的人对它的过分恐惧绝不亚于那些把希望建立在此之上的人们，他们几乎没有注意到，何时会恶有恶报。(关于理论陷入荒谬境地，有一个最恰当的事例，它就发生在伯克利近来的“人民公园”事件之中。那时，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带着步枪、出鞘的刺刀和装在直升机上的催泪瓦斯，攻击手无寸铁的学生们——而他们之中极少“做过比取绰号更危险的事情”——一些卫队士兵公开与他们的“敌人”亲善，其中之一还扔下武器，并且喊道：“我再也无法忍受了。”出什么事了？我们生活在已受启蒙的时代，只有精神失常才能解释这一点；“他被匆匆做了精神病检查[ 并且] 被诊断为得了‘受压抑的敌对心理’疾病。”)
当然，在我们这个迷信时代，进步观念是个更加严肃也更加复杂的课题。19 世纪对无限进步的非理性信仰如今已经获得普遍接受，这主要是由于自然科学令人吃惊的进展，自现代以来，自然科学实际上已经成了“普遍”科学，并且因而能够指望完成探索浩瀚宇宙这一永不终结的任务。科学即使不再局限于有限的地球及其本性，它仍然应当服从永不终结的进步，这一点绝不是完全确定的；对人性进行严格的科学研究，也就是所谓的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 )处理人类精神产品，根据其定义，它必然走向终结，这一点是显然的。许多领域都无休止、无意义地追求原创学术，而在这些领域，如今也只可能有渊博的学识，这种追求要么导致彻底的不相干，也就是著名的“对越来越少的事情知道得越来越多”，要么导致伪学术的发展，而它实际上毁灭了它的对象。值得注意的是，青年造反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并非完全出于道德或者政治动机，它主要是反抗对学术和科学的学院式赞誉，而在他们眼里，这两者则出于不同理由被过分容忍了。事实是，在这两件事上，我们很有可能已经走到了一个转折点，一个毁灭性的倒退点。科学的进步不仅不再和人类的进步(不管这可能意味着什么)步调一致，而且甚至可能导致人类的终结，正如学术的进一步发展可能最终毁灭所有使得学术仍有价值的东西。换句话说，进步观念不能再用作标准，以此评估我们已经无法掌控的灾难性的飞速发展进程。
既然在这里我们关心的主要是暴力，我必须提醒人们注意一种颇具诱惑力的误解。如果我们把历史看作一个按时间顺序的连续进程，而且历史进步不可避免，那么可能只有以战争和革命形式出现的暴力才能打断这一人类事物领域中的自动进程，鼓吹暴力者就可以赢得重要的一分。(就我所知，从理论上看，这一分从未得到，对我来说，毋庸置疑，近些年来的破坏性运动实际上都是建立在这一信念之上的。)不过，和单纯的行为不同，所有行动的功能就是要打断那些本来自动推进、因而可预期的过程。
本文选编自《共和的危机》，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转载自“新浪历史”。该选文只做介绍相关研究和著作的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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